白癜风医药探管仲之失
取名相教训
管仲者，夷吾也，字仲，又称敬仲，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人，著名的*治家、*事家、思想家和经济学家。
管仲少时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且命运多桀，经历坎坷，经商求富不得，从*未建功名，辅佐公子赳不成而又身陷囹圄，幸得鲍叔牙力荐方受重用。此后深得桓公赏识信任，在齐行富民之策、强兵之举。桓公尊其为“仲父”。更为难得的是，他不但辅佐齐桓公实现了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的春秋霸业，而且还为后世留下了一套治国强民的思想体系和*治措施，其内容存于《管子》一书中。
管仲立功、立德又立言，重法治而行教化，礼法并举；官山海而均地分力，发展经济；匡扶华夏而扫夷狄，尊王攘夷。其功善莫大焉！孔子呼之曰：“如其仁！如其仁！”；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祍矣”(《论语》)。太史公司马迁也曾赞扬道：“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！”（《史记》）。似乎管仲生前的丰功伟绩是无可挑剔的。然则在他撒手尘缘之后，三竖五公子之乱不仅毁掉了他积功数十年打造的盛世霸业，而且直接导致了齐桓公生不如死的人间惨剧发生。这不能不让人对算无遗策的管仲产生了某些质疑，苏洵在《管仲论》【1】中就很不客气地把这场悲剧直接归咎于管仲“应作为而不作为”。笔者以为，此说虽失之偏颇，但却也不无道理，毕竟求全责备终有警世之效，故本着瑕不掩瑜的原则，议管仲之失如下：
一、立嗣感情用事，主张废长立幼，致有五公子之乱。
关于齐桓公立嗣之说，史书中记载不多，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第二》中仅寥寥数字：“桓公与管仲属孝公於宋襄公，以为太子”。只说桓公与管仲商议后立公子昭为太子，并委托宋襄公予以扶持，未言及立嗣过程。唯明代冯梦龙《东周列国志》【2】第二十四回“盟召陵礼款楚大夫，会葵邱义戴周天子”中记载较为详细：
（笔者按：葵邱会盟路上，桓公偶与管仲论及周事）管仲曰：“周室嫡庶不分，几至祸乱。今君储位尚虚，亦宜早建，以杜后患。”桓公曰：“寡人六子，皆庶出也，以长则无亏，以贤则昭。长卫姬事寡人最久，寡人已许之立无亏矣。易牙、竖貂二人，亦屡屡言之。寡人爱昭之贤，意尚未决。今决之于仲父。”管仲知易牙、竖貂二人奸佞，且素得宠于长卫姬，恐无亏异日为君，内外合*，必乱国*。公子昭，郑姬所出，郑方受盟，假此又可结好。乃对曰：“欲嗣伯业，非贤不可。君既知昭之贤，立之可也。”桓公曰：“恐无亏挟长来争，奈何！”管仲曰：“周王之位，待君而定。今番会盟，君试择诸侯中之最贤者，以昭托之，又何患焉？”桓公点首。比至葵邱，诸侯毕集。……管仲谓桓公曰：“宋子有让国之美，可谓贤矣！且墨衰赴会，其事齐甚恭。储贰之事，可以托之。”桓公从其言。
上述之言虽出自冯梦龙历史小说的描述，其中或有不实之言，但窥一斑而知全貌，其端倪应是不容置疑的。众所周知，葵邱之会，天子致胙，齐国霸业已臻巅峰，桓公功成名就而谋立嗣子，可谓正当其时。立嗣，即确立继承人，它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其关键内容是严嫡庶之辨，行嫡长子继承制。嗣子有很高的法律地位，不仅能够继承所嗣者的财产，而且能够继承所嗣者的身份和地位。立嗣对于帝王来说就是国家大计，当与不当关乎社稷兴亡，因此不能不慎之又慎。按说，嫡长子继承制一目了然，按部就班即可，然则人有贤愚，情有好恶，立长立幼，往往纠结着其它诸多因素，因而在帝王立嗣的过程中常常充满了明争暗斗。
“桓公十有馀子”，据《史记》【3】载：“齐桓公之夫人三：曰王姬、徐姬、蔡姬，皆无子。”明确指出桓公无嫡子。又云“桓公好内，多内宠，如夫人者六人，长卫姬，生无诡；少卫姬，生惠公元；郑姬，生孝公昭；葛嬴，生昭公潘；密姬，生懿公商人；宋华子，生公子雍”。虽未言及其他诸子，但桓公宠爱六妻六子却是不争的事实，在这六子之中，桓公以为论长为无诡，论贤为公子昭。立长还是立贤？桓公犹豫不决，遂征求管仲意见。按说，大争之世，立长还是立贤应是不言而喻的事情，可桓公为何还会作难而求于管仲呢？笔者以为原因大致有四：一是宗法制根深蒂固，长公子无诡又无大过，废长立幼，怕惹人非议；二是长卫姬侍俸桓公时间最长，深得宠爱，且枕席间已有许诺，不立无诡，愧对如夫人；三是公子昭虽贤却力有不逮，若无贤人扶持，难以独享齐国，托孤外人就是明证；四是宠臣易牙、竖刁力挺无诡，却之理由不足，纳之心又不甘。有鉴于此，桓公才不得不征求仲父的意见，然则管仲却因竖刁、易牙之故，外带投桃报李的由头，建议立郑姬所生公子昭为嗣子，并冒着家丑外扬、授人以柄、引狼入室的风险，提议托公子昭于宋襄公。这种无视利害、感情用事的作法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。如果说管仲真的属意于公子昭的话，那么，目睹周室争位之乱的他，明知太子难持其国，就应该在内*上狠下功夫，谋划一个防范诸子争位的办法，而不是出一个把自己的内*、家务拜托外人的馊主意了事。须知，葵邱会盟言犹在耳：“诛不孝，无易树子，无以妾为妻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。明确提出了不得随意更改废立太子，不得将妾室立为正妻，对于公子中不孝的，要坚决诛杀，以免日后引发*变。其针对性非常明显，就是为了防止兄弟间争夺君位而导致流血事件发生。管仲不谋防范之法而以外邦扶持为望，这无异于是饮鸩止渴。更何况废长立幼本就是产生祸乱的因由，长子无过，当为嗣子，废长立幼，必明因由，毕竟嫡长子继承制根深蒂固，若无说辞与制衡之法，定会使其他诸子觊觎王位，进而导致动乱局面的出现。立公子昭为太子而又对公子无诡无所交代，势必会使诸公子不再安分，且不说后宫如夫人们会为儿子东奔西忙，单就朝臣就会各寻靠山，谋求重用。竖刁、易牙绞尽脑汁谋立无诡；卫国公子开方也四处活动为公子潘树*；公子元、公子商人虽无重臣维护却也不甘寂寞，蓄养死士，待机而动；公子昭虽立为太子，但为求自保又不能不有所作为。五公子虎视眈眈、枕戈待旦。可见，这一决定不仅为齐国埋下了祸患，而且为奸人乱国提供了空间，并最终导致了齐国霸业的烟消云散。或许我们更应该将立嗣之过归咎于桓公，但既为仲父又为齐相的管仲，应作为而不作为，恐怕也是难辞其咎的。
公元前643年，齐桓公病重，竖刁、易牙禁其于寝殿，五公子则各率*羽争位。《史记》载：“桓公病，五公子各树*争立。及桓公卒，遂相攻，以故宫中空，莫敢棺。”齐国一片混乱，以致桓公尸体竟也无暇收殓。“冬十月乙亥，齐桓公卒。易牙入，与竖刁因内宠杀群吏，而立公子无诡为君。太子昭奔宋。”太子出逃，无诡伪立，其他诸公子自是不服，于是便以公子商人为首，发兵群攻。卫公子开方独善公子潘，也率家丁助战，齐国大乱，而此时托孤于外邦的事实则更是为这场混乱推波助澜。“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，故来征之”。“孝公元年三月，宋襄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而伐齐。”结果是“齐人恐，杀其君无诡。齐人将立太子昭，四公子之徒攻太子，太子走宋，宋遂与齐人四公子战。五月，宋败齐四公子师而立太子昭，是为齐孝公。”其后，祸乱继续蔓延，内耗时有加剧，正如苏洵《管仲论》所言：“威公薨于乱，五公子争立，其祸蔓延，讫简公，齐无宁岁。”
二、洞观奸佞如火，却又留而不除，终使三竖成遗患。
据《韩非子》【4】载：
管仲老，不能用事，休居于家。桓公从而问之，曰：“仲父家居有病，即不幸而不起此病，*安迁之？”管仲曰：“……君其试以心决之。”……公曰：“然则竖刁何如？”管仲曰：“不可。夫人之情莫不爱其身。公妒而好内，竖刁獖以为治内。其身不爱，又安能爱君？”曰：“然则公子开方何如？”管仲曰：“不可。齐、卫之间不过十日之行，开方为事君、欲适君之故，十五年不归见其父母，此非人情也。其父母之不亲也，又能亲君乎？”公曰：“然则易牙何如？”管仲曰：“不可。夫易牙为君主味，君之所未尝食唯人肉耳，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，君所知也。人之情莫不爱其子，今蒸其子以为膳于君，其子弗爱，又安能爱君乎？”
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第二》亦有此记载：
管仲病，桓公问曰：“群臣谁可相者？”管仲曰：“知臣莫如君。”公曰：“易牙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杀子以适君，非人情，不可。”公曰：“开方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倍亲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近。”公曰：“竖刁如何？”对曰：“自宫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亲。”管仲死，而桓公不用管仲言，卒近用三子，三子专权。
三子者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是也。竖刁自宫以侍桓公，投机钻营，溜须拍马，深得桓公信任和喜爱；侍卫易牙烹子成食，以飨桓公，终成桓公心腹；卫公子开方弃太子之尊，背父母而从桓公，桓公关爱有加，遂使其权势显赫。面对此情此景，管仲几乎是无所作为，一任桓公宠信小人，尽管他在病重时曾告桓公“臣愿君之远易牙、竖刁、堂巫、公子开方”（《管子·小称》）。嘱咐桓公一定要驱逐这些人出宫，否则必生祸乱。由是观之，管仲对三竖的危害早就了然于胸，但他为何又不在有为之日除之而后快呢？是怕开罪桓公还是三竖之恶尚未外现呢？恐怕是前者的因素更多一些，以他对桓公的了解，不可能预见不到这一告诫的软弱无力，他执*，三竖都能受宠，他死后，三竖又如何不横行？果不其然，管仲死后，桓公应景逐三人出宫。但离开小人，桓公食不甘味，于是便以“逐易牙，而味不至。逐竖刁，而宫中乱。逐公子开方，而朝不治”（《管子·小称》）为借口，复召三人回宫。三人被召回宫后，便沆瀣一气，朋比为奸，培养奸佞，打击忠良，甚至干预世子废立，弄得齐国庙堂如一团乱麻。至桓公病重，易牙、竖刁便“围公一室不得出”，并假传君命，封堵宫门，致使桓公活活饿死。桓公死后，宫中大乱，公子们争王位而相互残杀，桓公尸体无人收殓，以致腐烂生蛆，惨不忍睹。
管仲对三竖的危害早就洞若观火，出于对国家负责、对桓公负责，哪怕是对自己的心血负责考虑，他都应该想方设法地去完成除奸任务。但是，他却并没有这样做，只是以提醒嘱托了事，这不能不说是他为*之失。或许这样说有些苛求于管仲，但难辞其咎之谓却不为过。防微而不杜渐，贻害又怕祸国，这实在不该是高明的*治家管仲所为。或许是管仲有难言之隐吧，毕竟他的“社鼠”之说早就道出了自己的无奈，据《韩非子》记载：
桓公问管仲曰：“治国最奚患？”对曰：“最患社鼠矣。”公曰：“何患社鼠哉？”对曰：“君亦见夫为社者乎？树木而涂之，鼠穿其间，掘穴托其中。熏之则恐焚木，灌之则恐涂阤，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。今人君之左右，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，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，内间主之情以告外，外内为重，诸臣百吏以为富。吏不诛则乱法，诛之则君不安。据而有之，此亦国之社鼠也。”
呜呼！贤如管仲竟也迎合桓公邪癖，以致对三竖这般“社鼠”如此无奈。如果说管仲治齐之初纵容桓公之邪癖是为减少干扰的话，那么，齐国大治之后何以还要忌惮三竖呢？说到底也脱不了明哲保身之嫌！难怪苏洵在《管仲论》中要说：“夫功之成，非成于成之日，盖必有所由起；祸之作，不作于作之日，亦必有所由兆。故齐之治也，吾不曰管仲，而曰鲍叔。及其乱也，吾不曰竖刁、易牙、开方，而曰管仲。”
三、明知人才重要，缘何坐视凋零，竟致齐国后继乏人。
《管子》【5】的许多篇章都阐述了重视人才培养及选任的观点，《权修》篇曰“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；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；终身之计，莫如树人”；《版法解》云“佐贤则君尊、国安、民治”；《形势解》又道：“明主之治天下也，必用圣人，而后天下治”。除此之外，《立*》篇还明确提出了四条关于人才选拔的经验，即“一曰大德不至仁，不可以授国柄”；“二曰见贤不能让，不可与尊位”；“三曰罚避亲贵，不可使主兵”；“四曰不好本事，不务地利，而轻赋敛，不可与都邑”等。同时《小匡》篇还明确提出了“三选之法”，要求各级官吏荐举贤才，“匹夫有善，可得而举”，如果隐瞒不报，便以“蔽明罪”和“蔽贤罪”严厉惩罚。如此明确的认识，又兼十分妥当的办法，何以会导致齐国后继无人的危局呢？
毋庸置疑，管仲不但重视人才，而且善于发现并推荐人才，对此，《小匡》记载得比较清楚，管仲在受任丞相之际，曾向桓公进言：
升降揖让，进退闲习，辨辞之刚柔，臣不如隰朋，请立为大行，入邑垦草辟土，聚粟众多，尽地之利，臣不如甯戚，请立为大司田，平原广牧，车不结辙，士不旋踵，鼓之而三*之士视死如归，臣不如王子城父，请立为大司马。决狱折中，不杀不辜，不诬无罪，臣不如宾胥无，请立为大司理。犯君颜色，进谏必忠，不辟死亡，不挠富贵，臣不如东郭牙。请立以为大谏之官。
桓公听从管仲建议，令五人各掌其事，并拜管仲为相，组成了强有力的领导集团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齐桓公早年才能“庭燎求贤”，并派人四处招揽人才。“为游士八十人，奉以车马衣裘，多其资币，使周游于四方，以号召天下之贤士”（《管子·小匡》）。从而使齐国人才济济，并最终成就了霸业。
人才的作用无须多说，得人者得天下也绝非欺人之谈，古今中外的史实早就证明了这一点。但是，在现实中，几乎人人都能感觉得到，人才常有而伯乐不常有！管仲老矣，却没有荐举出什么大才，以致于在他死后留下了后继无人的困境。是齐国无才乎？非也。孔子曰“十步之内必有芳草”，人才代有所出，人才世所多有，而有识人之名的管仲何以就无人可荐了呢？究其原因，无非是功成名就之日“一览众山小”罢了。
众所周知，独木难支大厦，细流汇成江河。一个盛世随着人才的凋零而走向没落，这几乎是历代*权末期的规律。一方面是当权阶层的人才补充不断匮乏，另一方面是不堪困窘的士子四处碰壁。然而桓公时代的齐国却并非如此，一方面当时的氏族*治并没有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，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竞争也催生了人才的四处流动。即便齐国举国无才，那“他山之石”照样“可以攻玉”。所以，齐国后继无人的根本原因绝不是*治现实的无奈，而是执*者的失职。
其实，人才所在多有，只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没人去理会和发掘罢了。*治天才管仲不可能预见不到齐国后继无人的灾难性后果，否则他就不会连篇累牍地述说人才之重要性！然而遗憾的是，随着桓公霸业之成，齐国人才却日渐凋零。死者已矣，来着无人，以至于忧心国事的管仲临死前也只能推荐一老迈为继，实在是可悲可叹！这也难怪苏洵要责难：“贤者不悲其身之死，而忧其国之衰。故必复有贤者，后可以死。彼管仲者，何以死哉？”（《管仲论》）
综上所述，难免有迂阔偏颇之论，而将齐国之衰微归罪于管仲似更有苛刻、片面之嫌，毕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。笔者撰此文，非为颠覆古人，哗众取宠，只求以史为鉴，防微杜渐，以免“后人复哀”之局面再现。赞
